穷国里的富人们：各个国家的富豪是如何缔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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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富翁这个词是在1840年发明的，用来描述华尔街的迅速崛起所创造的富人，以及伊利运河开通后在纽约积累的无数财富。这个词的出现过程与中国过去的“万元户”一模一样，致富的荣耀从“恨富”、“怕富”的普遍情绪中释放出来。这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进步。

一百多年后，百万富翁已经无法描述超级富豪的财富顺序，他们已经被亿万富翁所取代。富人是如何形成的？在国际发展研究中，新兴经济体中富人的出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视角。从宏观角度来看，在新兴经济体中，一个国家的前五大公司往往可以占到该国经济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超级明星公司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强大资本主义的担忧。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通常与政府关系密切，在那些紧闭的门后发生的事情经常会引起公众的怀疑。

十年前，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亿万富翁来自新兴经济体，即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而现在约42%的亿万富翁来自新兴经济体。根据这一趋势，到2030年，超过一半的亿万富翁将来自新兴经济体。

这些“新钱”是谁？根据世界银行前中东和北非首席经济学家卡罗琳·弗罗因德(caroline freund)的研究，新富人群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继承前人财富的人，另一种是白手起家的富人。在中国，继承财富的人往往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尊重。像政治家族的后代一样，他们被称为“富有的第二代”。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在长期的能力竞争中，“第二代”本身就代表了他们上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和机遇。公众对“第二代”的偏见和愤怒往往与其中极少数突出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往往极具争议性。然而，由于盲目，人们往往忽略了财富继承过程中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财富继承人往往比他们的祖先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更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白手起家的财阀可以分为四类:公司创始人、经理、与政治和资源相关的财阀，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财阀。与继承欧洲“旧钱”的富人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通常从零开始。通过抓住市场机会和创办企业，他们实现了自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他们在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帮助下成功晋升到了超级富豪的行列。步入富人行列的经理通常与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关系密切。对于能源行业的富人来说，由于政府垄断了资源许可证和租金，这些富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往往更为低调。所谓的“默默发财”也是事实。与创建公司的人相比，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富人在道德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他们所涉及的行业往往是“零和游戏”发生的地方，他们的收益往往基于他人的损失。

从财富来源来看，在过去15年中，发达国家通过继承致富的比例略有下降；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量群体，他们通过创办公司获得财富，成为超级富豪，他们在超级富豪群体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就金砖国家而言，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与政治密切相关，巴西最富有的人通过继承获得财富，印度最富有的人主要创业和继承财富，中国最富有的人大多是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虽然不同国家的富人的行业差别很大，但是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富人的比例却在增加。

正如当前的行业研究已经从行业转向公司一样，公司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微观个人层面。人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富人。并不是所有的财富都是不道德和不好的。公司越大，国家越富裕。根据《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和《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财富》全球500强公司的全球份额逐年增加，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富人数量的全球份额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公司在创造超级富豪方面的作用。

从国际比较研究来看，向私营部门开放大多数行业，鼓励大公司发展，保留一些行业给小公司经营，这是不好的，因为许多小公司不能有效利用资源，最终会摧毁这些行业。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由国有企业垄断大多数行业是不明智的。经济学家洪升曾在柏林举行的中国经济问题研讨会上提到:自2000年以来，民营企业提供了100%以上的新工作岗位(原因是非国有企业也弥补了国有企业的减少)；到2015年，民营企业提供了新增gdp的90%以上(之所以说“以上”，是因为这个数字是按工业增加值估算的，还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两个产业中的非国有企业贡献份额较大)。

这意味着，在全球不平等普遍下降的同时，发达国家的财富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增长率却远远低于gdp增长率，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享受着创造了大量“新货币”的大型民营企业带来的好处:就业率降低，贫困人口减少，社会总体稳定，创新能力增强。因此，当人们对“富”这个词犹豫不决时，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比尔·盖茨在美国的财富大幅增加时，美国人民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当阿里巴巴的马云一跃成为超级富豪时，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开始拥有强大的全球购买力。

因此，从中国和世界各地富人的情况分析，一方面，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帮助创业和创新，促进开放贸易和打破进入限制将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药方。这有利于新富人群的出现，良好的市场环境将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促进透明的私有化和政府采购，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并对基于资源的财富来源、低生产率的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征收重税，这将有助于限制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勾结，遏制腐败并创造一个干净的政治环境。

在传统的中国，孔子说:“没有正义的富裕和昂贵对我来说就像一朵云。”在当代财富教育中，我们在强调个人能力的同时，不应忽视财富生成的制度环境和框架，以及如何避免以不道德和非法的方式获取财富。只有这样，穷国的富人才能平静地生活。

(作者是法国国际高级欧洲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