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一张8分钱邮票 从此踏上金融改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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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所有人的命运，整个中国的命运，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个适时站起来的年轻人也迎来了他的转折点。

1978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列火车穿越了2300公里的高山和平原，从昆明驶往上海。

34岁的戴相龙(音译)坐在车里，怀里抱着刚刚从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发来的工作调动通知，这将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就在三个月前，他从同学那里听说，江苏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将要分开，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正在招聘金融和经济干部。

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买了一张8美分的邮票，并主动写信给素未谋面的江苏省分行行长。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我就收到了回信，同意接受他去他的家乡工作。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龟山煤矿，在那里呆了10年。我做过井下搬运工、煤矿工人、煤矿队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宿舍建在一个叫“王家芬”的山包上，他和他的同事们把它当成自己的家，用诗来激励自己:“春城满是飞舞的鲜花，世界充满了不安的家园。”

然而，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希望每年能在南京与妻子和孩子团聚一次，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此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在火车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新生活和新工作时，他充满了激情。他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将从此时开始，他也将成为这股潮流的中流砥柱。

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等待繁荣。戴相龙的每次新任命都紧跟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他每次领导这项工作，都有利于他站在未来更高的维度上，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离开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后，戴相龙的第一站是农行(601288，医疗单位)。1984年底，时任农业银行行长的韩雷召集了十多位年轻的分行行长讨论农村信用社改革问题。这也是戴相龙第一次见到总统。那时，每个人讲了15分钟，一个特别的人按了铃停下来。他一个接一个地陈述，组织得很好，受到了韩雷的赞扬。

一年之内，41岁的戴相龙被提升为农业银行副行长。在此期间，他提出并实施了《信贷资金集中管理工作方案》，首次实施了不良贷款四级分类，清理了全国专业银行的压力。

两年内，农行的不良率降至13%以下1988年8月10日，在农业银行信贷资产清算工作会议上，戴相龙提出了一个目标。

这一宝贵的工作经验在他之后的金融业高层决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0年初，戴相龙从农业银行副行长调任交通银行行长(601328)。从一个拥有6000亿资产的大银行到一个只有200多亿资产的小银行，他开始感到有些失落。交通银行作为中国唯一的综合性银行，在当时被称为“商业银行改革的试验场”。考虑到这一点，戴相龙又开始努力工作，汗流浃背。

在担任行长期间，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努力把交通银行办成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主张。当时交通银行成立了子公司海通证券(600837)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与10多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将突破国有银行业务范围内专业分工的限制，推动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到目前为止，他仍然主张中国的五大商业银行应该逐步成为拥有综合业务的跨国银行集团。

知道了命运，戴相龙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95年6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了“三中全会”的四个部门的责任，可以想象，这项工作是艰巨的。

他凭借自己在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领导经验，在国务院领导下履行了中央银行的职责，实施了金融宏观调控，推动了商业银行改革，加强了金融监管。8年来整顿国家金融秩序，三次推动四大银行消除坏账，他全力以赴。

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它最终被提炼成黄金。在199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戴相龙与当时的德国和法国央行行长合影。他笑着说:“我们三个不仅是同龄人，也是从‘地下’(指煤矿)出来的人。”

回顾过去，从采煤工到央行行长，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个人成长史，不如说是中国新金融体系的发展史。旧体制的改革为这些人提供了空式的成长和超越空间；新秩序的建立为中国当代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