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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的盐业政策发生变化,失去对盐业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千丈时,这个城市也衰退了
文/本刊记者雷晓宇
有数据可以证明扬州这个城市在鼎盛时期的地位。
以干隆三十七年为例,扬州盐拉销售量为1529600折。 一折是200斤到400斤,一折盐在海滨是0.64两白银,运到扬州后,加上运费、盐税达到1.82两左右,从扬州运到东南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糊弄南、浙江),零售价10两左右,成本 扬州盐商每年赚银行1500万两以上,支付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科的60%左右。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全世界的8%的经济总量。
“从经济规模来说。 从人口规模来说,扬州人口50万,居世界第六位。 就文化地位而言,扬州是世界第一,第二位是北京,第三位是罗马,第四位是巴黎。 ”。 扬州大学商学院的黄叔成教授显然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被商人改造的城市。 这个商人还不是扬州的本地人,而是惠州来的客人。 近代人陈去病的“五石斋”中有“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商业城市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亚·芬安曾经对历史上的扬州说。 “商人云集、士兵云集、混杂……由于战术地位的重要性,扬州在政治冲突发生时被称为军事堡垒,统一时期变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扬州成为了如下舞台:商人和军人交替演出,
明清时期扬州确实是后者,政府在扬州设置了盐业垄断管理机构的两个淮盐运输史和两个淮盐运输控制史,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 这时,扮演主角的是徽商。
黄叔成说:“明朝时,当地有“秦腔翁语满街道巷”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扬州做生意的是山西人、陕西人和惠州人。 到了康熙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陕退、晋转、徽进。 徽商成了两淮盐商的主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与政府的盐业管理政策有关。 政策的变化使许多徽商进入扬州,成为继晋商之后移居扬州的商人。 ”。 扬州学会会长韦明树解释说。
明代建立后,如果除西北以外还有元军驻扎,威胁中原的安全,明朝政府就驻扎在那一带。 有驻军的话,需要常年供应粮草,这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于是,开中制产生了,之后政府把中制改为折色制--- -只要交给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可以领取折扣进行贸易。 由此徽商获得了介入的资格。
比较这个时期扬州共生的晋商和徽商是一个感兴趣的话题。 这两组气质的差异,从两个商人家可以看到。 黄叔成说:“不是说晋商没有文化,他也有文化,但他的文化是纯粹的商业文化。 你看乔家的大院,气势磅礴,结实,但不漂亮,被灰色笼罩,有压抑感。 他们不能伪造山和水,不能种草和树。 ”。 扬州惠州盐商住宅以轻松、宽敞、愉快、审美的情趣解除了晋商大院的权力、等级森严。
韦明推刃总结了这两种商助气质的区别。 一个是生活习惯不同。 换句话说,晋商不花钱,是“吝啬”。 即使有钱,也一样过着苦行僧的生活:穿着老羊皮长袍,吃馒头,夹着长大蒜,死后在地下室里留下大箱子的元宝,但是只花两银子买自己的棺材。 晋商更有钱,谈论职业经济,缺少“宗旨”。 “惠州人不一样。 我读过很多扬州的古书,里面说的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是玩的东西。 只是一样的——以千户生女为教曲,十里种花为田。 花也好戏也好,没有也不会死。 他们关心的是现世的乐趣”
另一个是,这种生活习惯的形成也与徽商的经营理念有关。 这群人在扬州的崛起和皇权对盐的垄断密切相关。 因为他们重视对王室的“报复”。 干隆帝多次下江南,都是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 当时建成了大量的行宫,甚至扬州的城市结构也被改写,以这些行宫为中心,形成了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居不断扩大的城市空之间。 “官本位以前传入社会,晋商也讲究官商结合,但他们的公关手段的灵活性、主动性远远不及徽商。 ”。 韦明树总结说。
城市需要费用
虽然不是所有的商业城市都是昂贵的城市,但扬州可以。 当时的社会上有“扬气”一词。 韦明押切解释说:“是扬州味。” “什么是奢侈、讲究最高、扬气? ”。
在当时的中国,扬州是风气先前的时尚之都。 18世纪扬州旅游指南《扬州画舫录》中经常提到扬州盐商奢侈的费用风气。 选择美人厌倦了,开始选择丑陋,大女孩在炎热的日子里在脸上涂酱油,在太阳下晒黑,比任何人都丑。 比起黄金,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集体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把金箔扔在外面,看谁家的金箔最先漂浮在扬州。
这些奢侈的费用最初作为剥夺高官权力的宣传手段出现,后来成为了城市习性。 “扬州有乌纱帽和绣花鞋两个字。 乌纱帽很会和官员打交道,自己当不了官员,也成为自己的儿子和官员。 绣花鞋是好女人的颜色。 这两句话代表扬州盐商的政治理念和生活追求。 ”。 韦明押说。
这个城市的盐商在疯狂的费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费用市场。 盐商喜欢美丽的居住环境,在那里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很多花店、瓦工、木工。 盐商喜欢葡萄酒的绿色,所以扬州发达的戏曲艺术和剧场出现的盐商喜欢山珍海味,所以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 盐商喜欢悠闲自在,于是出现了很多茶馆和澡堂。 盐商喜欢逛妓院,妓女很时尚,扬州出现了白粉业。 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扬州香粉是汪礼珍夫妇谢馥春的香粉。 盐商的支出带来了整个城市的繁荣,他们是为了拉动城市的内需而购物的人。
来自惠州的盐商们大肆使用时,扬州的当地人在做什么呢? 谈扬州官,除商人外的其他两个社会阶层,文人和闲人。 这两个阶层都依赖盐商。
先说文人。 为什么同样是惠州商人,来扬州特别花钱,要花钱吗? 黄叔成说:“可能与扬州文人商人的交流有关。” “当时的盐商无论是为了从属风雅,还是发自内心地喜欢,都养育了很多文人清客。 他们除了商人,还起着艺术赞助商的作用。 没有扬州的盐商,就没有扬州八怪。 相反,这些文人也给出了相当于盐商的艺术品味和文化含量。 ”。
而且有空的人。 因为盐商真的很有钱,普通一个人家里赚的钱也足够养活大家的孩子,扬州有很多闲人“丰产”,没有工作,什么都不做,所以“早上包水,晚上包皮”——茶馆和澡堂。 你有多闲? 韦明押切说:“那时很多人早上起床就去茶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毛巾牙刷在茶馆里,洗脸在茶馆里。 ”。
扬州成了“殖民地城市”:官、大盐商、小商人、文人、闲人、游客构成了这个18世纪城市的社会阶层。 在这个城市,盐商作为外来人口,实际上掌握着社会经济权力,控制着城市腹地的主要贸易资源,当地土著反而处于从属地位。 “新来的有钱人”事实上取代了以前传下来的精英的主导地位。 当政府的盐业政策发生变化,失去对盐业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千丈时,这个城市也衰退了。 "关于汪家一族,只不过是城市衰退后的一点点回光返照. "
“也许不能说是衰退了,但固定在了那个时代。 有时走在扬州的街头,我觉得扬州自10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 ”。 韦明押说。
最后一个问题
阿城在《威尼斯日记》中将扬州盐商比威尼斯商人,将扬州画舫比作刚朵拉。 那么,我们留下了最后的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到鸦片战争,中国扬州和欧洲宫廷处于同样奢侈的风流世纪。 为什么欧洲骑士能为贵妇人的奢侈食欲扩张领土,最终诞生资本主义? 扬州只是随着王朝的衰退自然退化吗?
再次回到干隆三十七年。 干隆再次下到江南,扬州盐商准备为圣驾驶修建花园时,几乎在同一时期,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开始了产业革命。 法国人攻击公共汽车的地狱,推翻了王朝。 干隆三十八年,亚当·史密斯完成了《国富论》的初稿,他在作品中称赞了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效果,感叹了为什么这个帝国几百年没有变化。
亚当·史密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法国人伏尔泰看到了哲学家的答案。 他在《风俗论》中想:既然中国不断致力于各种技术和科学,已经有很远的历史了,他们的进步为什么还很少? 他的答案有两个。 一是中国人害怕旧的,认为一切旧的都好。 二是他们语言的性质,他们采用方块,语言是所有知识的第一要素。
韦明押说:“扬州是个谜,我的朋友说扬州是亚太经济圈的怪物。 ”。 黄叔成说:“张五常搞制度经济学,不能说是扬州。”
大乱总是有安静的人
——访问末代扬州盐商子孙汪礼珍
整理本刊记者雷晓宇
汪礼珍,扬州末代盐商汪氏家族第四代长女,扬州萧名香粉商号谢馥春家族第五代媳妇。
以下是汪礼珍口述的家族故事。
二十岁生日
我认为我一生中最快乐、风景最好的是我20岁生日的1938年农历6月21日。 这也是我们汪家在扬州风光的最后时刻。
前夜,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早上6点起床了。 我很早就知道父亲会给我开个大派对。 我是汪家的长女,又和谢家的儿子订婚了。 这是我在家度过的最后一个大生日。 除此之外,谢家在扬州也是名门,家借此机会大干一场,有点拉拢高官和名流,这是交际的场所。 这时候是我们汪家家业最大的时候。 我从没见过他们做完生意愁眉苦脸地回来。 每年12月23日敬神,也像红火。
那天我选了两件衣服穿。 那时的大场合,在门口迎接客人时穿一件,干杯时穿一件,和现在的新娘一样。 我后备箱里的衣服有一百件。 夹着单曲、皮和棉。 我最喜欢的是旗袍我喜欢青莲色和红色,选择了白底红花的旗袍和照片中的这点麻丝绸旗袍。 青莲色的,现在说的淡紫色。 爸爸妈妈送的生日礼物是照片上的这枚胸针,是蓝宝石,周围都是小钻头。 四个月后,日本人打电话来,这枚胸针和很多其他东西进入家里的藏宝洞,最后被抢走了。
那个时候,好像只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乐趣……乐趣,无忧无虑,忧愁也不知道。 当时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和贫困。 我真的不知道。
避难。
我们汪家来扬州,一开始是避难来的。 在当地的安徽省,19世纪初是当地服装八大商之一。 太平天国时,曾祖父避难来的扬州。 我祖父汪竹铭是汪家唯一的传人,后来他买了上海典型的大亨张振东创立的乙方和祥盐号。 进行盐招标,他获得了江宁、浦口、六合的食盐专卖权,乙方和祥当时是扬州七大盐商中的佼佼者。
我大伯父汪泰楼管盐号的销售,二伯父汪泰麟管盐号的内务。 我父亲汪泰科是第三个,负责祖传的毛皮业,店开在南京的三山街。 这家店很有名,有很多达官贵人来访。 “文革”的时候,我家还有貂皮领子,8000元,以前宋美龄买的毛皮比这个好多了。 我四叔叔汪泰第是扬州中国银行的银行行长,他娶了扬州银行行长的女儿,这样不仅他自己能进入银行领域,我们家族也能进入资本市场。 后来,他们也在上海做金融和房地产生意,做了这么多经营,我们一家之大后来在上海避难后也衣食无忧。
到了10月扬州快要沦陷,每天都有人吹角号,很紧张。 我们让佣人听了,说要来。 之后在我们家开会,分几条路去。 我还没穿过房子,已经是谢家的人了。 家里要照顾代谢家,所以先去,去兴化。 有钱人都去兴化。 因为兴化可以坐船去连云港,从连云港去上海。
早上七八点出发了。 一共六七个人,坐四五辆黄包车去了东关古渡。 路上,镇上的人不多,但人心惶惶,大家磕着头听。 已经冷了,换上了薄的棉毛衫。 大家都有的衣服很少,但都有金器。 我有一条长金链,系在裤绳上。 我有手镯、戒指和红楼梦。
我父亲和二伯父不在扬州。 其实我生日前几个月,父亲在南京的生意不行,东西被日本人抢走了,商店也被日本人炸毁了。 所以我父亲死得很早,他基本一生的经营就是毁了日本人。
上海的生活
我父亲是典型的商人形象,又矮又胖,看起来很忠实。 他做生意很辛苦,总是去张家口买毛皮。 在我的记忆中,他春节很少回来,总是尊敬灶里的老爷然后去,和店里的同事一起迎接新年。
皮货店倒闭了,这件事对我父亲打击很大。 皮货铺倒了,我们家的钱也少了。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不说话,不说话。 很多事件他可能也不敢告诉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已经身体不好了。 5是姐妹中最大的。 离开扬州之前,他告诉我。 “我结束了一生。 那时我还不知道后一天有多痛苦。
我们到上海后没有家,住在大中华酒店,是我哥哥在美国同学开的酒店。 一个月后,在卢湾区合肥路572号找了三楼三底的房子。 我们这所房子住在三楼。 我在上海最享受的是每天晚上去四街听王少堂的演讲。 我四叔叔在那里包了房间,我们每天晚上开车去看书,每天听了两个小时,整整一个月。 车是四叔叔到上海后买的。 车号是11008。
在上海,发生过四叔叔被杀的事件。 抗战的时候,我四叔叔来上海,担任扬州中国银行驻上海公理所。 到了1942年,黑道出来了,让他转移银行带他去重庆。 蒋介石不是在重庆吗? 但他讨厌,他说生意是生意,我不能和政治扯上关系。
当时他每天去中国餐馆,习性是一天换西装。 小胆小鬼3在酒店门口挡住了他,但没有经验,等了20多天也不知道谁是汪泰第。 有一天,有人叫了汪泰第。 他一回头,就被绑在车上了。 也是天意,车从霞飞路到硬路、文林路边界处(现在常德路、旺平路)都抛锚了。 两个人在路边修车,一个人把枪对着他。 那个地方是法国租界,正好有法国巡逻,他手下的两个安南(印度巡逻)巡逻来了。 叔叔呼救,那个人开了一发枪,他就死了。 给家里打电话,是我接的。 我和四阿姨赶到了广慈医院。 人已经帮不了忙了。 我四叔叔死后,在家族资金运转方面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后来家里已经没有人做生意了。 我大哥在读复旦的书的时候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我弟弟妹妹也去革命了。 后来解放了,潮流变了。 我丈夫家是公私合营,我去考试当老师,但没有人做生意。
来源:千龙新闻网
标题:财讯:扬州盐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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