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警惕我国宏观经济的六大比例失调

本篇文章4199字，读完约10分钟

来源:苏宁财富信息

作者:彭钢，苏宁金融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虽然许多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探讨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增长、贸易问题、各部门杠杆率过高(尤其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货币过度、房价过高等。然而，由于各种经济问题之间高度的内在交叉和联系，在研究中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考，甚至财政和金融部门相互推诿，当然，很难为许多问题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最近，笔者在阅读《新中国经济史》后发现，综合平衡与均衡发展的经济思想可以为分析和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提供一条系统的优化路径，从而有助于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稳定发展。

什么是全面平衡和均衡发展

全面平衡、均衡发展的经济思想是陈云等老一辈经济决策者留下的宝贵财富，为新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建设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综合平衡，陈云作了非常生动的论述:“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比例；从比例上来说，它是平衡的。任何部门都不能离开其他部门。一台机器，只要它缺少一些附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它也不能启动。相称是一项客观的法律，如果不相称，就不能做好。”

当时，国民经济全面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有计划、均衡、全面、均衡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全面平衡应该是全球性和整体性的平衡；制定计划不仅取决于年份，还取决于长期；搞好三大平衡，就是平衡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

第三，坚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顺序，注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四，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按比例来说，最重要的是农业的比例。“食物是决定的，世界是决定的；食品紧张，市场紧张。”

客观地说，综合平衡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机制，其实质是关注和研究国民经济的各种合理比例关系，遵循客观现实和经济规律。

当然，综合平衡的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内涵，不同时期需要注意的关键指标及其比例是动态变化的；适当的比例因国而异，甚至因国而异。用综合平衡的系统经济思想解决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困难，也要与时俱进，分析具体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存在六大失衡

从2018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来看，虽然总体运行基本稳定，但形势依然严峻:对外贸易摩擦逐渐增多，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增加；从内部看，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趋势明显，增长势头明显不足，金融、房价、债务等诸多领域存在诸多问题。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全面失衡状态，短期内似乎难以完全逆转。

在全面失衡下，许多经济指标的比重严重失衡。综上所述，国民经济的以下六个方面的失衡需要引起重视和研究。

不平衡之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高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资本积累迅速。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一定的扩大趋势。

与投资相比，中国的消费在刺激国内经济方面从未发挥过应有的作用。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21世纪以来，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显然，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在中国一直存在，“低消费高投资”的不平衡需要扭转和改善。

第二个不平衡:货币供给比率的不平衡

中国通常使用广义货币m2来反映货币供应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的m2余额达到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虽然目前中国货币增速有所放缓，但从1994年到2017年，m2平均增速高达16.8%，远远超过gdp增速，货币过度使用的情况一直比较严重。

近年来，中国的货币发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近期数据趋势来看，m2增速一直处于放缓通道，但m2总量一直处于高位。今后，不仅要进一步控制m2的增长速度，还要研究m2与gdp的合理比例关系，防止两者比例进一步失衡。

第三个不平衡:实际财政赤字的不平衡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官方财政赤字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未超过3%。2000年，赤字率达到2.9%，但随着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赤字水平相应下降，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后，赤字率上升。

众所周知，赤字是收入不能满足支出而形成的债务规模。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6.9万亿元；何铿教授参考国外机构的估算数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0万亿元。

那么，如此低的赤字规模和赤字率水平是如何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的呢？

显然，官方宣布的赤字规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它只包括在一般公共预算中，而不包括政府的实际赤字规模。许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没有包括在内。如果我们考虑融资平台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券、专项建设债券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中国的实际财政赤字比率显然很高。

在此，结合李迅雷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笔者认为李迅雷2010年和2011年的估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仍被低估)，实际赤字率应远高于官方财政赤字率。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的实际财政赤字有所收紧，这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尽管官方赤字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表达力却非常不足。笔者认为，官方财政赤字只能作为参考。事实上，我们应该研究实际财政赤字比例的合理比例，以避免2016年前几年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可持续性失衡，防止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的紧急刹车。

第四个不平衡:人口结构的不平衡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红利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前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底，0-14岁人口为2.3091亿，仅占全国人口的16.7%，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933亿，占10%以上，已达到联合国规定的国家老年标准。

尽管前几年人口政策有所调整，但二胎政策已经完全放开。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不高，人口还没有明显增加。一方面，中国人口比例结构的失衡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还会制约国家创新能力的快速提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老龄化的到来将给家庭和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中国人口比例的不平衡和持续恶化不容忽视。

第五种失衡:实体经济中融资成本的失衡。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牢牢把握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被决策层和监管部门置于核心位置。那么，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呢？

笔者认为，不仅要解决现行金融体制下的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融资成本必须合理，不能过高。然而，中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超过了企业的正常利润水平。

2018年初发布的中国首个社会融资成本指数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企业融资的平均利率成本高达7.6%。如果加上各种费用、评估费、招待费等，平均社会融资成本将超过8%，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多高于10%。

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可能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威胁大量企业的生存，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目前，这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降低中小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措施正在逐步出台和实施。

比例失衡6:房价和收入之间的失衡

近十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已成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虽然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消费退化的讨论，其主要逻辑是房价过高，庞大的购买支出规模降低了居民的消费。

那么我们的房价有多高，买房有多难？

在统计学中，“房价收入比”经常被用来描述。价格收入比=住房总价格/家庭可支配收入=(新建商品房平均交易价格×城镇居民家庭平均面积)/(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平均人口)。

根据2017年35个主要城市的相关公开数据，深圳最高的是39个，这意味着深圳一个普通家庭需要39年不吃不喝的收入来买房子。

根据numbeo对2018年全球302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结果，北京(48.13)、上海(42.84)、香港(41.08)和深圳(40.29)排名前四，而广州(20.91)排名第十二。

显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房价收入比严重失衡，居民购房负担沉重。

浅析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的全面再平衡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全面失衡状态，存在大量经济失衡现象，尽快实现经济全面再平衡势在必行。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中国宏观经济的全面再平衡需要有整体思维。实现全面的宏观经济再平衡意味着调整不平衡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宏观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相关的经济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在调整的实践中，必然会遇到A指标比重的调整，这将导致并加剧B指标比重的失衡。因此，在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要考虑全局:一方面，要优先调整已经严重失衡、急需调整的指标；另一方面，应在调整过程中评估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此外，最终需要追求的是总体上实现更平衡的宏观经济结果。

第二，要认真研究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适当比例。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领域存在的六大严重失衡，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统计上的重要失衡(尤其是结构性指标失衡，如生产结构、消费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等)。)，并积极研究相关指标的适当比例。

第三，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再平衡政策时，政府应该合作并协调行动。全面再平衡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在政策层面上要着眼于全局，相互配合，不能搞小计划。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目前，许多宏观经济政策都有良好的起点。然而，在自上而下的实施过程中，地方一级的政策往往“走样”。另一方面，所有政府部门应该相互合作。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对一些特定的政府部门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大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多地考虑我们部门的短期利益，齐心协力确保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

(苏宁金融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彭钢，江西新余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经济统计研究中心成员，在《统计研究》和《世界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统计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等多个课题，长期以来密切关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问题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