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中国家庭多生娃？看看国外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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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民日报》海外版高喊“生孩子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国家大事”以来，低生育率和人口危机的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后来，一些教授提出“设立生育基金”、“对丁克征税”等观点，在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

无论愤怒或争议，人口问题将永远面临。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遇到了低生育率的困境，这迫使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经验。

在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外国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并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

如何鼓励在国外生孩子？

放眼世界，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处于低生育率的困境之中，这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保险制度压力的加大以及劳动力的短缺。

为了改变现状，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施了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涉及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和其他领域。具体来说，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

首先，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给有孩子的父母现金奖励。以东亚为例，新加坡对新生儿的奖励高达每人4万元；如果是第三个孩子或以上，奖励金额将增加到55000元。

其次，除现金奖励外，许多国家还提供育儿津贴，主要包括对儿童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和对儿童教育投资的补偿，即育儿津贴和教育津贴。

在育儿津贴方面，瑞典有16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约为每月700元人民币。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每月将有700元的额外补贴。费用全部来自政府税收；在日本，根据2004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一个家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大约310元的补贴，如果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第三个孩子之后的每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大约650元的补贴，从出生到小学三年级。

在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儿童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也会支付保姆在家照顾的费用；在新加坡，政府向有孩子的家庭支付高额托儿费，甚至失业妇女也可以享受托儿补贴。

第三，许多国家仍然对减税和免税大惊小怪。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产妇福利和每月生活津贴不征税；芬兰的生育津贴、生活津贴、育儿津贴和育儿津贴可以在税前扣除；新加坡的税收减免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第二，减少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工作和家务时间安排上的冲突。

国家主要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例如，荷兰的女性雇员可以申请长达6个月的无薪兼职育儿假，这使父母能够在家抚养子女，而不用担心将来无法回到工作场所；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也给男人带薪假期，这样父亲就可以给妻子相应的支持和帮助照顾婴儿。

此外，在一些休短期产假或育儿假的国家，政府将努力使照顾子女的父母在灵活的工作制度下工作，或者利用先进的技术使空的办公室不再局限于办公室，还将实现在家远程办公，这在新加坡、韩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实行。

第三，为孩子上幼儿园创造便利。

一方面，许多国家努力增加各种学期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服务供给。例如，自1994年以来，日本制定并实施了“天使工程”、“新天使工程”和“生育社会对策基本法”。其主要措施包括丰富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护理，实施社区儿童保育援助；自2007年以来，还实施了"课后儿童计划"，使儿童能够有安全和健康的地方进行课外活动。此外，日本还通过学校援助、学费减免和奖学金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

另一方面，鼓励雇主在工作场所设立托儿设施，法国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中，法国政府对投资建设儿童保育机构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日本则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大型企业在企业内部建立儿童保育设施。

第四，住房和其他福利。

住房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603883，门诊部)。为此，许多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担保的住房“公寓”，年轻夫妇可以两次支付新公寓的押金；然而，韩国的低生育率和老年社会基本计划明确规定，每年将向5万个家庭提供住房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房和低收入的新婚夫妇。

与此同时，各国也开始改善妊娠和妇幼保健服务，增加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例如，韩国补贴孕妇产前检查的费用，向新生儿提供医疗服务援助，向孕妇和新生儿提供营养指导，并为新生儿接种疫苗提供国家补贴；新加坡政府将承担生育困难人群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费用的75%。

此外，各国根据本国国情，从婚姻和其他方面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例如，日本政府将其政策范围扩大到爱情和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建立家庭提供建议，并通过大力宣传纠正性别分工和工作场所优先的企业氛围；法国明确规定，契约同居期间出生的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权利。

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灵感？

在鼓励生育方面，尽管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具体做法不同，但传达的一些共同想法却很有趣。例如，以下三点:

首先，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每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人们的生育决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习俗和文化传统之外，经济基础、时间限制、个人喜好和体质也会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应该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鼓励生育的政策。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首先要细分生育和育儿的过程，详细分析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和实际困难，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同时，在政策设计方面，我们坚持“着眼大局，从小事做起”的理念。例如，减轻有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是提高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政策起点，但除了生育和抚养所产生的成本外，还应考虑一些隐性的额外成本。法国的“第三个及以上子女交通费用减免条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整合各界力量。

尽管家庭应该决定是否生育，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但有必要整合社会所有部门的力量来支持它。在欧美国家的社会政策中，特别强调企业主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母亲或其配偶在产假和育儿假期间获得的相当大一部分补贴由企业承担，一些托儿设施也由企业建造，等等。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倡导建立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儿童养育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相互帮助的潜力和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中的作用(尤其是放学后)。

第三，尽可能考虑孩子的利益。

儿童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如果我们想鼓励生育，就必须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虽然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是父母享有的，但最终目标是为儿童提供充足的营养、护理和陪伴。因此，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孩子从怀孕到出生到成长的各个阶段，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解决国家生育的后顾之忧。

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基于具体的国情和国力，而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除了生孩子和抚养孩子的巨大压力外，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也让很多职业女性悄然改变了她们的生育观念。他们可能更注重职业发展，而不是因为生孩子而推迟职业发展，这导致了计划生育的拖延。因此，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此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因观念等因素发生变化，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酝酿。因此，我们应该做好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准备，继续通过增加上述渠道来解决普通人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而不是强迫人们在“付费还是交配”的困境中做出选择。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