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成史上最悲催的一代 一场养老危机正在逼近

本篇文章3972字，读完约10分钟

有人说80后是历史上最悲伤的一代。他们已经赶上了教育费用，就业困难和高房价...在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之后，是时候退休享受这份好运气了吗？抱歉，即使过了20或30年，他们的“八十一难”可能还没有结束。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这引起了人们对“人口危机”的关注，这意味着80后的养老危机即将来临。

养老金危机的来临

信不信由你，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本世纪初，中国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7%的基线(联合国确定一个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一比例继续上升，从未出现逆转的迹象。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0.8%(见图1)，也就是说，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数据，我们可以把“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所用的年数”作为衡量老龄化速度的标准。首先，让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例如，英国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在45年内从7%上升到14%，而日本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这一过程仅用了25年就完成了。今天，日本60

相比之下，在中国，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仅用了16年就从7%上升到了10.8%。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到2026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前后只有25年左右，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大致相当。

此时此刻，日本全国正遭受老龄化困境，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制约。

老龄化趋势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口的急剧下降。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可以发现0-14岁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002年的22.4%下降到2016年的16.6%(见图2)。与此同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出生人口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减少了32%。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实施了“二孩政策”，旨在鼓励居民多生孩子。然而，2017年的低人口数据(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分别为1723万和12.43‰，均有所下降，出生人口远低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值)使人们看到居民生育意愿不强。如果低生育率持续下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未来发生质的变化。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50年全球人口展望报告》，预计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37岁(即中国人口的一半年龄在37岁以下，另一半年龄在37岁以上)。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9.6岁，接近日本的53.3岁，而欧美如瑞典、英国和美国的中位人口仍处于40岁出头。值得注意的是，到2050年，36.5%的中国人将超过60岁，其中包括目前的80后群体。

如果像《2050年全球人口展望报告》中预测的那样，一场针对80后的极其严重的养老金危机可能正随着历史的车轮一步步逼近。

养老金逻辑的脆弱性

目前，我国实行统一核算的养老金制度，即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一部分用于现期养老金，一部分积累用于未来养老金。具体来说，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是现收现付，现在的年轻人把钱付给现在的老年人，给老年人；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不断支付和积累，用于年轻人的退休。

客观地说，这种养老金制度不仅考虑到社会公平，而且考虑到支付群体的利益。然而，现收现付养老金正变得越来越不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底发布的《2016年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中国13个省的养老保险基金累计余额已支付不到一年，部分地区赤字已超过200亿元。这样，只有个人积累的部分才能用来填补资金缺口。

据此，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是:20或30年后，年轻人现在退休了，但他们没有存多少养老金，需要依靠年轻人未来支付的养老金来支持他们。

然而，当这个“未来”到来时，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前者能负担后者退休后所需的巨额开支吗？

有人可能会说，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地产和投资)来赡养老人，所以社会负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原因是，无论是家庭养老金、社会养老金、住房养老金还是投资养老金，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用于支持退休老人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整个社会赡养老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的确，许多老年人都有储蓄，他们的储蓄来自他们工作年龄所创造的价值，与这些价值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通常在创造后不久就被消费掉了。因此，老年储蓄不是老年人在那些年创造的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而是转化为投资凭证，如存款、证券或房地产，这些凭证将在未来老年人需要时用来兑现劳动人口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作为名义财富，现金养老金储蓄的价值取决于与这些储蓄相对应的未来财富的价值。

然而，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国人口下降的故事很可能在未来上演。到那时，经济增长将不再强劲，人们创造的价值将相应缩水。因此，养老金储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将具有更强的“账面资产”。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老年人拥有的名义财富越多，他们的实现能力就越强，这意味着工作中的年轻人可以留给自己的财富份额就越少，以享受他们创造的价值，但压力更大。

2017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在《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说:

“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65岁以上人口已达1.5亿，占10.8%。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将从目前的2.8: 1降至1.3: 1。”

翻译如下:

目前，中国有2.8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到了2050年，这一数字很可能会演变成1.3人供养一位老人——而到了2050年，这个老人就只有你和我了。

现实的残酷

当然，纵观全球，养老金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将面临这一难题。这里，以正在经历养老金危机的日本和希腊为例:

日本: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4年，日本中产阶级家庭和夫妇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为21.8万至23万日元。然而，在东京的养老院里，居民每人每月要支付20万到40万日元，而且他们必须支付一次入住费，这通常是每月金额的3到6倍。即使条件较低的养老院每月也要花费13万日元。显然，养老金在老年人的日常开支中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大多数员工退休后仍然选择再就业来赚取生活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日本街道从事出租车司机、工地护理、交通安全、高速公路收费员、物业经理和清洁工等职业。

希腊: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之一是希腊的严重老龄化。2010年，希腊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6%，2015年，它花费了总预算的22.7%来填补养老金缺口。由于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国民经济的生产力、消费力和发展力都在下降，收入无法弥补支出。最终，政府只能继续借钱来弥补缺口，这最终导致政府债务危机。

相比之下，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养老金危机。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未富先老”可能会加剧养老金危机。虽然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但它的国民财富远比我们多。从数据来看，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远远领先于中国。尽管近年来经济形势动荡，但在2016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接近中国的五倍(见图3)。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富裕的老龄化社会，而中国未来的老龄化状况将呈现“先老后富”的局面，贫困的老龄化必然导致人均财富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差距加大。

其次，高房价让养老成为一个“虚假命题”。“4-2-1”(四个老人对应两对夫妇和一个孩子)的结构已经成为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形象写照，似乎年轻人无形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但事实上，很多年轻人正在“变老”。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来看，青年人创造的财富的确是用来赡养老人的，但从家庭层面来看，是老年人用他们一生的积蓄和养老金为他们的孩子买房子。换句话说，在中国养老成本逐渐增加的同时，老年人也在赡养年轻人，甚至是下一代年轻人。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在接受调查的一线城市中，97%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周围的人依靠父母买房。可见，受高房价的影响，年轻人捆绑父母买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个时候，养老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主张，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也许是时候做点什么了。

我期待的未来

未雨绸缪总是好的。不要等到掉进坑里才意识到。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研究报告就如何解决未来养老金危机的共同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推迟员工退休年龄、奖励在职储蓄以及调整养老金制度。这些都是关乎民生的重大措施。如何参考这些建议，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有效的政策，确实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重大考验。

此外，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来鼓励生育，同时创造福利条件来缓解年轻人对生育的“胆怯”。

毕竟，今天的年轻人将来退休后，如果有足够的下一代年轻人来提供他们的养老保障，危机将会大大缓解。

最后，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未来:

当今天10岁的孩子长大后，他们会发现自己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也是1980年后的独生子女。虽然“4-2-1”的家庭结构没有改变，但幸运的是，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房价，因为人口规模的缩小将导致大量空人的住房被释放，届时房价将会下降，生活成本将不再高，他们可能不必整天受困于“中产阶级危机”和厌倦债务， 但是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技术和制度变革，这将催生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并引发新一轮的“婴儿潮” ...

作为80后，我期待着事情的发展，尽管到那时，我们将接近70岁，我们将濒临死亡。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