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经济形势：房地产严调控 环境保护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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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高质量增长的第一年|展望2018

如何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1.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降至6.5%左右。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为期两年的刺激政策，包括4万亿经济计划、积极的货币政策和十项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振兴计划。

自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反弹。2010年，经济增长率恢复到10%左右。2010年第一季度，季度峰值达到12%，价格也大幅上涨。

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年中，中国实施了紧缩的经济政策，五次加息，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外汇储备的增加。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10%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8%。

2012年，中国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利率，但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自2012年3月以来，工业产品价格连续54年出现负增长，cpi基本保持在1.4%-2.6%的水平。

如果我们画一条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供给曲线不断向左移动，这表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正在逐年下降。工业产品价格的下降是2008年以来工业投资过度、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和严重生产过剩的结果，而不是工业产品需求不足的结果。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已基本降至6.7%左右，cpi约为2%。因此，我判断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已经下降到6.5%左右，并且仍在以每年0.1-0.2%的速度下降。

我还计算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能水平和潜在增长水平，发现自2002年以来，工业产能迅速扩大。尽管自2012年以来，实际工业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目前潜在工业产出水平仍在8%左右。

工业品市场化进程缓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了一项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三年计划。从1998年到2000年，工业投资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市场迅速回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由工业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

2.稳定增长、调整结构和防范风险相结合的政策是有效的。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已降至8%以下，工业品价格下跌，宏观杠杆率被动上升。

这一现象引发了经济学领域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政策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20年内仍能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一种观点认为“十三五”期间经济将达到7%左右，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三五”期间将低于6.5%。

尽管中央政府在2013年提出中国正处于“三阶段叠加”阶段，2014年5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5年11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争论对经济政策有一定影响。

在全国范围内追求经济速度的冲动没有根本改变，试图通过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想法也没有根本改变。

同时，在2013年，国际清算银行进行了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杠杆率超过180%，或者广义信贷与gdp的比率超过趋势值10%，三年内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为50%，五年内发生危机的概率为75%。

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两项指标都超过了这一标准，广义信贷占gdp的比重超过了趋势值的20%。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担忧，这影响了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2013年和2015年，中国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崩盘和资本外流等问题。

然而，自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稳定的同时稳步前进。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增长加快，金融风险得到部分释放，宏观杠杆率得到初步控制。

如何解释这种变化？我认为这是改革政策、结构政策、总量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供应方的结构改革取得了成效。

没有供应方的结构改革，就不会有好的经济形势。供应方的结构改革类似于1997年朱镕基总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2016年，中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钢铁和煤炭产能过剩的问题。2017年，主要依靠“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法律手段处置落后产能，提高了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限制了部分企业生产，明显提高了行业和企业集中度。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

企业特别是上游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叠加产能下降导致的工业产品价格已从下跌转为上涨。自2016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库存增加周期，推动了经济复苏。

短板薪酬和“分销套装”继续产生新的动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形式和新商业模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有所增加，2016年达到约15%。

其次，自2015年以来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积极增加了杠杆，支持了投资。

从2014年底到2015年8月，中国五次降息和下调RRR利率，货币政策稳定宽松。同时，财政政策相当宽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建设资金、政府引导资金、棚户区改造和经济适用房货币化等手段，居民增加了购房杠杆，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保持稳定。

第三，出口需求回升。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全球金融市场保持稳定，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贸易逐步恢复，国际投资日益活跃。全球市场需求的改善推动中国出口由负转正，中下游工业企业产量增加，利润提高。

2017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上年的负0.4个百分点上升到0.2个百分点。世界经济的改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利用好近年来的这个机会，我们就能更加努力地解决国内的体制问题。

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在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的同时，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膨胀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子银行、网络金融、非法集资等混乱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问题甚至还在积累，导致我国宏观杠杆率偏高，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现实与虚拟现实的财务脱节问题严重，民营和外资企业缺乏信心。

首先是杠杆率。

自2012年以来，中国新增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无法支付利息支出。企业的投资依赖于货币和信贷，没有自我扩张和再生产的能力。与2016年相比，2017年的利息支付与新的国内生产总值相似，宏观杠杆率稳定，但居民杠杆率上升。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僵尸企业难以退出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减能机制尚未建立。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来降低生产能力，这往往是蜂拥而至，力量强大，影响强大，很容易导致生产和价格的急剧波动，但它不能治愈产能过剩，并可能出现民族进步和民间撤退的现象，这将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产能顺利走向市场化，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率将逐步提高，宏观杠杆率将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将继续发展。如果你不能扭转局面，杠杆率将不得不被动增加。

第二，房地产问题。

由于投机需求旺盛，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导致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房地产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但也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高房价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新市民没有买房的希望，影响了中国人的城市化进程。高房价还导致居民负债率快速上升，影响居民的其他消费。目前，人们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仍然很高，现在房价既不会上涨也不会下跌，这是事实。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自2015年以来，财政政策一直相当宽松。到什么程度？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4万亿元。从2015年到2017年11月，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达到约38万亿元，其中政府投资约7万亿元，私营部门投资约8万亿元。剩下的23万亿元可以被认为是政府的或有债务，相当于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

如何判断2018年的经济形势？

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要求，今后三年，我们要集中力量打三场硬仗: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准确脱贫，防治污染。做好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重点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从以上分析，2018年有四个“严格”。

第一，严格的金融监管。

要控制杠杆率，必须控制货币，加强金融监管。如何协调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严格监管仍将导致短期流动性风险。2018年第一季度应该没有问题。有这么多土地出售，基础设施不会降得太快。然而，政府将在第二季度改变，每个人都在等待看到金融监管政策。

第二，房地产受到严格监管。

即使在2018年引入长期机制，短期效果也难以体现。因此，为了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需要进行严格的调控。

第三，地方政府严格控制或有债务。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要严格执行50号文件和87号文件，不能像2014年的43号文件那样名存实亡，否则将会失去政策的严肃性和政府的公信力。目前，包括电力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5.9%，但不包括电力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20%，这是非常高的，其中有很多形象工程。

第四，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

与污染作斗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应该大大减少，生态环境质量应该普遍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防御战，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节能能力和评估。

由于“四严”，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下降，而房地产投资将略有下降，但不会太多。

短期流动性将有所波动，融资成本将保持高位。对环境保护的严格监管使得一些环境保护成本内部化，要么政府为环境保护买单，要么企业做环境保护，这样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一些产品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价格就会上涨。总体而言，物价水平有所上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仍在快速增长，杠杆率基本稳定。

就消费而言，增长是稳定的，而且在下降。

2017年，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相对缓慢，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为什么消费生产率上升了？我认为2017年非常重要，因为政府消费快速增长。2017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9.7%，支出增长11.4%。财政预算支出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快速增长，公务员和机构的工资没有上涨。因此，政府消费在政府支出中迅速增加。

我估计55%的财政支出用于政府消费，20%用于公共服务投资，25%用于工资支出，政府消费约占总消费的25%。

如何判断2018年的消费，居民消费将相对稳定，政府消费与财政政策有关，2018年财政收入将放缓，公共服务投资将加速，政府消费支出将放缓。

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二战后，全球贸易额的增长率约为经济增长率的1.5倍，但在过去五年中，全球贸易额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这应该如何解释？

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放缓，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事实表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重新工业化，外包放缓，加工贸易放缓。

分工的变化意味着贸易量的增长率可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同步，甚至在未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在过去几年里，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弹性相对较小的商品需求驱动的，这也导致了贸易的下降。

2017年，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额将增长约3.6%。2018年，虽然经济增速高于上年，但贸易增速低于上年，约为3.2%。因此，2018年的出口可能不会好于前一年，但仍在积极增长，净出口也可能对拉动中国起到积极作用。

2017年，中国对美元的出口将达到8%左右，2018年达到4%-5%将是相当不错的。这样，如果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进行大幅度调整，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在6.5%左右，而物价和cpi将上升到2%，ppi将继续上升，但增长率将回落到3.5%左右。

政策建议是什么？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是治国的重要原则，应当长期坚持。

从总量政策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保持不变，财政支出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确保重点领域和项目得到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中性的，控制货币供给的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

人民币汇率应适当贬值，资本管制应加强，以确保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应利用美、日、欧经济复苏和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契机，使美元、欧元、日元等几个主要国家的货币贬值，稳定中国出口，为国内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从结构性政策来看，结构性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加强创新驱动，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合理增长。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要注重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从改革政策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应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应该加快，市场准入应该大大放宽。

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将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在6.3%左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杠杆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调整三者关系，稳定增长，防范风险，提高质量。

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三年计划”，其中应该包括僵尸企业退出和债务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处置、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注资和援助等。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