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乱象待除：高利贷是始作俑者 监管难题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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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高利贷的解决仍然需要金融市场的改革，使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宽敞和规范，从而消除私人高利贷的空生存空间

最近，山东省聊城市发生的“羞辱母亲谋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2岁的余欢受不了被许多收债人欺负，他用水果刀捅了四个人，其中一个死了。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当舆论关注并讨论诸如过度辩护或故意伤害刺死她的母亲，以及法律是否应该给予伦理足够的尊重等问题时，案件背后的民间借贷的混乱也引起了外界的焦虑和深思。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逐渐成为一种市场化的商业行为，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信息不透明、操作不规范，民间借贷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甚至演变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危机。

在山东聊城的这起案件中，民间借贷变成了高利贷，高利贷过程中出现了暴力集资，最终导致了命案的发生，民间借贷的混乱局面暴露无遗。

高利贷是发起者

千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天使投资人胡仁生在接受《法人》采访时表示，就民间高利贷而言，一方面，很多人有借钱或集资的需要，另一方面，民间资金有投资的需要，双方资源匹配，这个市场开始存在。

“这部分市场属于非标准金融服务，是传统金融企业不愿或无法服务的部分。然而，近年来，需求越来越大，当政府不能监督或不愿监督时，需求开始急剧增长。”胡仁生说道。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系主任Xi·杨君教授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民间借贷是供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就需求而言，整个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许多企业没有获得融资渠道的有效途径，但他们渴望获得资金周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来解决他们的融资需求。从供给方面来说，由于市场上存在这样的融资需求，而这种需求很难通过适当的融资渠道来满足，这就为高利贷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事实上，高利贷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甚至在金融体系特别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毕竟，融资渠道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西方国家正常的融资渠道相对完善，制度中对高利贷的限制也相对严格。但是，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司法方面没有严格的限制，导致提供高利贷资金的一方利用非常规的讨债手段获取巨额利润，而债务人却面临无法承受的境地，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偿还高利贷。另外，中国人(603883，购买)(603883，分享)对高利贷缺乏理性态度，有时不考虑高利贷的严重后果，从而形成高利贷泛滥的局面。

胡仁生说，对于这些民间借贷所生的讨债公司来说，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收钱。因此，他们可以用极端的手段来敛财，甚至践踏法律。在这种形式下，双方的需求差异是巨大的。

此外，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银行对风险变得敏感，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山东聊城远大工贸有限公司也是一家民营企业。在银行看来，远大工贸的违约风险相对较高。面对企业生存的压力，企业主苏没有比选择高利贷更好的办法。

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李子川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指出，在现有金融体系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仍以支持实体为主，面向社会投资者和金融家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完善中，尤其是对于小微群体和资本需求旺盛的个人，金融支持仍需完善，为民间高利贷留下市场基础。

监管问题需要解决

胡仁生还承认，向小微企业放贷是一种非常高风险的行为。据胡仁生说，中国小微企业的死亡率非常高。企业注册后，一年内死亡的概率几乎是一半，五年内死亡的概率几乎是80%。然而，小微企业几乎很少盈利。由于优势资源掌握在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手中，中小企业很难成功。

“因此，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从避免风险的角度向中小企业贷款，除非它们有足够的抵押品。当然，中小企业主或企业家拥有抵押品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再次失去抵押品，这将成为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胡仁生说话了。

值得注意的是，聊城案中是否存在瑕疵已经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至于警方的抵离，警方的解释是“多了解一些情况”。当时，警方没有带走暴力收债人进行调查，也没有将双方分开。实际后果与余欢的被害是否构成一定的因果关系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就本案而言，警方的处理行为不当，未能有效阻止冲突升级。相反，放任自流的心态使普通的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公共权力不能随意干预民事纠纷，但一旦民事纠纷成为公共安全事件，公共权力应保持警惕，防止冲突升级。警方最少应向双方解释法例的有关条文，要求双方以和平的态度面对纠纷，而不是使用非法手段。

在石看来，高利贷是很难通过禁止性的法律规定来解决的。在比较法上，虽然主要发达国家对高利贷有一定的限制甚至禁止，但实际操作起来会更加困难。因为逃避的方法很多，很难证明。民间高利贷的解决可能需要金融市场的改革，使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宽敞和规范，从而消除民间高利贷的空空间。

胡仁生还认为，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没有办法掩盖这种金融行为，另一方面，也没有好的办法控制民间借贷纠纷。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政府财政行为的一种补充，无论哪个公共权力部门介入，都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而这样的代价是政府和金融机构无法承担的，所以监管选择暂时是盲目的。”胡仁生说道。

改善金融服务的缺乏

一方面，羞辱母亲谋杀案所反映的民间借贷现象反映了现代企业对金融服务和融资的渴求；另一方面，这也表明金融机构、股票投资机构或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多。

Xi杨君表示，金融市场竞争不够激烈，金融机构获得牌照的门槛相对较高，因此金融业只要为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就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源。因此，为了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不足，需要整个金融体系提高竞争程度，适当降低门槛，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让金融机构在错位竞争中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胡仁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建议提倡人人都应该创业。虽然创业可以培育一些新的产业，但更多的是关于社会资源等公共资源的流失。在了解行业和创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之前创业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不可能有一百万马云和一百万华为。”

“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经营失败的过程实际上是为国家解决就业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应该对中小企业作出一些倾斜，在税收、法律援助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使中小企业的日子好过一点。”胡仁生说道。

中国民间借贷混乱现象十分严重，这就要求各界有识之士加强探索，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使中国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扶贫和全面小康服务。

李子川认为，以非银行金融信息服务机构为主体，解决目前发展迅速的点对点借贷、众筹、消费金融服务提供商等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是一种很好的尝试。需要强调的是，即使相关金融服务机制发展良好，“高利贷”也不会消失。

“并非所有‘高利贷’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核心是公共权力约束下的解堵与整合问题。支持民间借贷的合理定价，严格防范对地下资本“恶性吸血”和暴力募集的严厉惩罚。”李子川说。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