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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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我们对新儒学产生了一些影响。 杜维明是我们的领导人，其他的学说和我们有关。 比如，新道家，陈鼓应也是我们的领导。 但是，我们内部确实思想不一致，包遵信非常反对新儒学，我不赞成新儒学，但我不公开反对，所以我认为应该“和而不同”。

经济注意报:宽容不同的学说？

汤一介:个人想继承蔡元培的“独立自由、兼容性和包”思想，各派可以参加。 没有问题。

中国文化书院、“面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三个团体虽然思想不同，但关系很好。 我们想法不同，但我们不是互相抵抗，而是合作的状态，目的是把中国文化从原来的教条主义集中引出。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思想解放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济注意报:思想解放是启蒙。

汤一介:还有上海的王元化，他做“新启蒙”。 但是在80年代末，这三个民间学术团体都停止了活动。 社区重新注册时，不让我们注册中国文化书院，但我们还做点什么，开几个学术会议，出几本书，开班是不可能的。 这样停滞了三四年，直到1993年才重新登记。

经济注意报:三个学术团体体现了不同的思潮，三个思潮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 随着这三个学术团体的活跃，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热”。

汤一介:应该说这三个学术团体对当时的文化启蒙，对文化走出原来的教条主义、无知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文化书院除了出书外，还先建班，以通信和假期讲习班的形式探讨和传授学问。 当时确实是文化热潮！ 我们组成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 通信面试的班。 招生一万二千人！

经济注意报:今天不太能理解这样的“文化热”。

汤一介:到西藏有24人报名参加。 我们出版的书是教材，我们把书送给学生，而且我们几乎每月都做指导学生自学的小报。

完美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经济注意报:有些人把你误认为是新儒家的代表。

汤一介:这可能是我和深圳大学开始国学研究的。 1982年底或1983年初，清华大学考虑恢复文科，校长刘达到处征求意见，也问我。 我告诉他，清华大学为了恢复文科，首先恢复原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现在你们有条件了。 冯友兰等人还在，让他们回来，清华大学的文科很快就起床了。 他觉得我的意见很好，不久他就离任了，清华不行了。 当时北大和清华帮助深圳的深圳大学建设，清华的副校长在那边当了校长，清华的推进部长罗征启当了副校长。 罗征启问我想不想去那个地方。 我说我不能全部去。 也许你可以让我做那个兼职。 因为我不想放弃北大。 后来，我在那里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经济注意报:开放前台建设了国学研究所。

汤一介: 1989年以后国学研究所停止工作，21世纪再次恢复。

经济注意报:你觉得新儒家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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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千龙新闻网